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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軍武書摘》習近平對美外交政策
（巨流圖書提供）
（本文採部分摘錄方式，摘自作者謝賢璟新書《習近平對美外交政策》，由巨流圖書出版授權刊載）
七、本書對於習近平對美政策評價之看法
國家之所以對外部威脅過度制衡或制衡不足，甚至不制衡，乃因國內政治因素及決策者認知兩項中介變項所影響，就本研究個案而言，習近平對美外交政策確實存在此種影響，同時也驗證新古典現實主義前述假設為真。如同其他國家領導人之對外政策，習近平對美政策亦有其優劣與成敗之處，優點包括多元、彈性與間接戰略路線可避免與美國直接衝突，發揮經濟戰略優勢，藏拙軍事劣勢降低核心利益損害之風險等，而其政策錯誤與偏差之處，則是包括過度操作非理性手段、錯估中美相對實力、誤判國際政治情勢、決策風格過於躁進等。新古典現實主義與結構現實主義主要區別在於對國內政治與決策者層次之關注，也就是探討這兩項干擾變數對一國外交政策之影響。不可諱言，在習近平過去十年採取對美政策之後，中美外交關係急速惡化，中國外部威脅大幅增加，因此本書就以下四點粗淺觀察，對習近平的對美政策提出誤失部份之評價。
（一）鼓動中國民族主義，徒增對美政策非理性因素
習近平一上台立即操作民族主義，顯然著眼於穩固個人政權，在權力鬥爭的同時轉移焦點以凝聚內部共識，爭取對其治理國家大政方針之支持。但民族主義有如雙面刃，對內可藉由愛國激情獲得國內喝采，但對外可能吸引潛在對手關注而必須承受更多壓力，這也是新古典現實主義所強調，國內及決策者因素往往對國際結構因素形成干擾，而影響國家外交政策形成之重要觀點。盱衡美中競爭國際局勢，美國對中制衡圍堵將隨時間推進而逐漸加強力道，而中國內部民族主義情緒也必然受到刺激而不斷推升，屆時習近平恐將面臨政治危機，或被迫採取極端不理性之對美政策，若是後者，則將為中國帶來災難。
進一步言，「民族主義」對習近平而言，可滿足其「成為國家民族英雄而受人景仰」的心理，「民族主義」的排外意識符合其對馬克思主義「反霸權」的信仰，同時用以支持其「感受美國敵意」的世界觀所採之外交戰略傾向。藉由「民族主義」形成「反美意識」亦可緩解中國內部分離主義問題並模糊其他內政問題焦點。依據本書在決策者層次分析所見，習近平是民族主義者也是集體主義者，對國家民族及其個人較高期許，是政治理想性較高的決策者，但習近平過於偏重理念因素而忽視物質因素，也導致其偏離理性思維而採取相對不理性的決策，而過度缺乏理性的外交決策則往往會損害國家利益，即使此種損害在短期間不易顯現，但長期而言將使國家生存與發展陷入困境。
（二）錯估中美相對實力，遭致美國加速制衡圍堵
1978年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後，整體國力隨著經濟成長而快速提升，2010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後，開始吸引全球目光，尤其美國認知中國已日益威脅其霸權地位，國際社會開始出現中國威脅論、美國衰敗論，亦有學者提出美中G 概念，一時之間中國聲勢水漲船高，然而國家在國際體系的權力屬抽象概念，很難具體呈現，而決策者對權力的認知又受到能力與經驗所影響，加上國際間因相關論述所形成的氛圍，這些都是習近平高估中國崛起對中美相對實力改變幅度的可能原因。事實上，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的相對權力評估指標以經濟層面的GDP及軍事層面的軍力規模為主，而中國的GDP在2012年時與美國仍有一段差距，即使國際上許多分析預測中國可能在2030至2033年間，但終究是未來式而非現在式，至於中美軍事實力對比差距更加懸殊。不可諱言，中國整體國力確實明顯提升，但提升的幅度仍不足以與美國並駕齊驅。而一旦錯估中美相對實力對比，則將使得中國必須承受來自美國制衡壓力不斷加劇的後果。
詳而言之，習近平上台之後，在歐巴馬任內提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執行「一帶一路」計劃、加強南海軍事化部署、積極推動國際金融及經濟組織、提出「亞洲安全觀」等政策後，促使美國加強對中制衡圍堵力道，尤其川普上台後明顯對中全力制衡，並公開聲明美中戰略競爭之對立關係，此時外部環境已然更加嚴峻，來自美國威脅更加強烈，而習近平在川普主政期間以及拜登上台迄今，對美政策漸趨強硬而未再尋求理念對話，不若習近平上台之初面對歐巴馬政府的多元性及決策彈性。習近平在面對美國「重返亞洲」壓力下，倘若未提出強勢外交主張要求美國勢力離開西太平洋，未高調宣傳其推動大型國際經濟政策，或許不致在中國羽翼未豐之際提早激化美國而受到強烈壓制。誠如學者林文程所強調，崛起後的中國希望與美國平起平坐，尤其在習近平強勢領導下，中國勇於在許多國際問題上挑戰美國，將美中帶進螺旋式逐漸升高的對抗。直言之，國家若對相對實力缺乏自知之明，而信心大於能力，反然會使得不當外交政策影響國家戰略大局。
（三）誤判國際政治情勢，輕忽美國國際外交影響力
誠然習近平的個人價值觀不易直接觀察，因此本書於第五章藉由習近平傳記和其公開談話內容以及政治心理學分析指標，大致勾勒其世界觀與外交戰略傾向之概略輪廓。就本研究之觀點，習近平對亞洲及國際政治發展感到樂觀且對「合作戰略」深具信心，因此以亞洲為重心並採經濟戰略將外交觸角延伸全球各地。然而在現實主義描繪的國際社會情境中，國際體系乃處於無政府狀態，每個國家為求生存必須尋求安全與利益最大化，美國在冷戰結束後成為國際體系的單極霸權國家，在政治外交、軍事及經濟實力上均大幅領先各國，尤其主導有利美國的國際規則制定更使其霸權地位屹立不搖，其國際外交影響力也難以在短時間內衰退，而就世界各國而言，確保安全以求生存乃為國家首要之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於歐洲國家及日本軍力大幅精簡，以及國家間的高度不信任，因此在軍事安全上更加依賴美國，並與美國建立軍事聯盟關係。因此習近平欲藉經濟戰略訴求合作共贏以拉攏歐日等國，並企圖分化與美國之盟友關係顯然不切實際。是以中國推動成立之各種經濟金融組織成員國中不乏美國盟友，並與中國經貿互動密切，然一旦受到美國號召，仍在軍事及外交上配合美國「反中抗中」戰略，使中國仍無法突破美國軍事外交圍堵，也凸顯習近平對於國際政治過於樂觀，低估美國外交影響力，進而使得政策成效不如預期。換言之，習近平意欲透過大國外交達到突圍目的之間接戰略，目前仍陷入膠著困境，尤其拜登上台後積極串聯盟友加強對中圍堵，使習近平面對的挑戰日益嚴峻。
（四）決策風格過於強硬，部分政策有利內宣但缺乏實效
外界普遍認為習近平施政決策屬於積極強勢作風，不過此種作風也可能因為缺乏彈性而導致政策失敗。在習近平主政十年後檢視其對美外交政策，可發現部分政策顯然缺乏實效，甚至造成反效果，包括在其擔任國家副主席時就急於對美提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然如今中美兩國互動新模式非但沒有合作反而更對立，高層不再溝通與對話，兩國更加接近「終必一戰」的情境。又如意圖將美國勢力排除亞洲之外的「亞洲安全觀」，如今美軍與亞太國家聯合軍演更加頻繁，且範圍涵蓋東北亞至東南亞，美國在亞太軍事活動更甚以往，而亞洲國家仍以各自利益為主要考量，在美中之間雙邊押注，所謂的「亞洲意識」並未形成，甚至在拜登上台後，美國與亞洲盟友關係更為密切，對中國圍堵態勢更加明確。而對美國的「戰狼外交」也未獲得國際社會認同與支持。若以對美外交之政策成效而言，這些政策不僅徒勞無功毫無成效，甚至因為過早暴露國家戰略意圖而損及中國在安全、經濟及外交上的國家利益，因此本書評價其為過於強硬而躁進之外交決策並不為過，因為決策者並未審慎評估政策推行之成效與風險。
國家領導人制定無效之外交政策原因，亦可能著眼於「出口轉內銷」之政治考量，亦即在國際上對他國提出外交主張壯大本國聲勢，事實上是希望將訊息傳遞給國內政治菁英與社會大眾。習近平無建國與治國功績作為政權基礎，因此對內必須透過政治鬥爭排除政權威脅，對外則提出強勢對美政策，藉此塑造習近平有能力處理美國問題之強人形象，以及讓中國內部認為在習近平主政下中國得以與美國抗衡，換言之，前段所述習近平對美外交政策主要著眼於國內政治，即使日後可能為國家帶來更多威脅與危機，但為了對內宣傳以鞏固政權、獲取政治利益，仍然選擇犧牲一部份國家利益。這也是本書一再強調國內政治及決策者因素，可能影響國家理性外交決策的最佳寫照，以個人及政黨利益而言，對內或可謂成功之政治謀略，但就國家外交政策成效而言，顯然存在損及國家利益之誤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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