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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軍武書摘》冷和平：冷戰、熱戰之外的第三條路，台灣該如何選擇？
台灣處於多元衝突的正中央，因此台灣的安全與繁榮，將決定是否能出現緩和局勢的「冷和平」，進而緩解「冷戰」的緊張，讓氣候變遷與經濟繁榮等諸多全球性的挑戰能夠有所進展──這些都需要跨越陣營界線的合作。（明白文化提供）
（本文摘錄自明白文化出版新書《冷和平：冷戰、熱戰之外的第三條路，台灣該如何選擇？》，由明白文化授權刊載）
繁體中文版作者序 〈致台灣〉
台灣正處於一場新冷戰崛起的最前線，這場冷戰將令美國及其歐亞盟友對上中國、俄羅斯與其盟友。這場衝突既是意識形態的（民主對上獨裁），也是經濟的（統合經濟對上市場經濟），更是地緣政治的（崛起的中國對上受到挑戰的美國）。而台灣，正處於這場衝突的正中央。因此，台灣的安全與繁榮，將決定是否能出現緩和局勢的「冷和平」，進而緩解「冷戰」的緊張，讓氣候變遷與經濟繁榮等諸多全球性的挑戰能夠有所進展──這些都需要跨越陣營界線的合作。
我首先想點出一些本書提出的概念；接著指出緊張關係的源頭；最後總結思考台灣在「冷戰」與「冷和平」中同時兼具的核心地位。
「冷戰」是指不使用直接武力，但雙方或多方被視為挑戰彼此政治獨立或領土完整的衝突。經典例子當然是第一次冷戰，亦即一九四八至一九九○年間的美蘇對抗，其中涉及代理人戰爭、經濟戰與多次顛覆政權的企圖。當代的例子則包括二○一六年俄羅斯干預美國選舉；中國指控美國煽動香港的雨傘運動；蓄意進行的網路破壞及產業間諜活動。
「冷和平」則是在競爭之中，雖然質疑彼此的合法性，但各方經過協商，擱置積極顛覆行動（例如勒索病毒、網路破壞行動等），以追求對互惠互利的全球目標，例如減緩氣候變遷的壓力。一九七○年代的緩和政策曾試圖達成冷和平，但效果有限，最終崩潰。當前與中國進行的協商，則是另一波嘗試。
第一次冷戰主要是通過軍備競賽與代理人戰爭（例如在越南、安哥拉與阿富汗的戰爭）來進行「對抗」。當前崛起的冷戰，是以代理人戰爭（如烏克蘭）進行，但更直接的跨國性對抗，則是通過產業競爭與網路戰來發動。第一次冷戰為雙極；這一次的冷戰卻是多面向，明確呈現三極。到一九六○年代末期，美國的工業實力已明顯將壓倒蘇聯。此刻，中國的GDP則持續以兩倍速的增長超越美國，且擁有超過美國兩倍的人口，而俄羅斯（儘管經濟疲軟）則大力投資在軍事能力與網路戰。第四「強權」──歐盟，是經濟超級大國，但性格卻過度平和，在全球外交政策上也不很團結。
全球對抗的軸心是雙極的，是獨裁政權（中國、俄羅斯、伊朗、北韓及其盟友）對上民主政體（美國、北約、日本、澳大利亞及其盟友）。衝突的根源深植於兩個體系的政治經濟、文化與意識形態。獨裁政權作為政治體制的合法性，必須透過鎮壓政治異議分子，或實現強勁的經濟表現（貧困或經濟危機都是上一代人的往事），或以極端民族主義來強化──又或者是三管齊下。俄羅斯與中國都帶著失去帝國的恥辱感：中國是受制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西方與日本的帝國主義；俄羅斯則是源於蘇聯解體。
崛起中的新冷戰有兩重源頭。首先，美國與中國之間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是擾亂權力動態的核心，中國的崛起威脅到美國的主導地位。此即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可遠溯至西元前五世紀的伯羅奔尼撒戰爭；這場崛起的雅典與保守的斯巴達之間的戰爭，由於斯巴達恐懼雅典挑戰自己的希臘霸權，為了保衛霸權而備戰。這個問題已經成為美國政治學家格雷厄姆・艾利森的暢銷書主軸。他在書中記錄了歷史上十六次「修昔底德陷阱」中，只有四次和平解決，其他十二次中，主導霸權（如美國）以發動攻擊保持卓越地位，或是由（像中國這樣）崛起中的大國發動攻擊，要求獲得遭到拒絕的領導特權。除了權力動態之外，還存在著資訊的不確定性。像中國這樣的新興大國，有足夠的動機將自己描繪成不具威脅性的形象──直到他們強大到有能力推翻國際秩序為止。受到威脅的既有大國如美國，同樣也有放大警報的動機。兩者共同激發了緊張局勢。
第二源頭則是各陣營內部的國內問題。普丁與習近平希望「創造讓獨裁制度安全生存的世界」，而拜登則希望「營造讓民主制度安全生存的世界」。理論上，三國都尊重政治獨立、領土完整和自決的原則。問題在於，「民主制度安全生存的世界」尊重人權與自由市場的規範（意即此價值是值得和平提倡的）。而「獨裁制度安全生存的世界」中人權與自由市場是有名無實的（由上位者視情況決定）。習近平與普丁對世界上的其他獨裁者，提供直接（如俄羅斯公司華格納武裝傭兵集團）與間接的支持，並藉此贏得獨裁者的地緣政治忠誠。美國與其民主盟友則令獨裁者坐立難安，即便民主國家一向依賴他們來取得石油與市場。
中國和俄羅斯的國際安全威脅，得透過他們內部安全的稜鏡來觀察。中國聲稱擁有南海水域的主權，而且不希望北韓在滿洲邊境上崩潰，變成一個統一的民主韓國。中國現在也已經展示，它不會容忍完全民主化的香港。
中國和俄羅斯的國際安全威脅，普丁與習近平希望「創造讓獨裁制度安全生存的世界」，而拜登則希望「營造讓民主制度安全生存的世界」。（美聯社／資料照）
普丁支持俄羅斯西方的白俄羅斯強人盧卡申科；卻不會容忍南方的烏克蘭加入歐盟。俄羅斯在烏克蘭境內的代理人亞努科維奇撐不起來的情況下，直接奪走烏克蘭的克里米亞 ， 形成不安定且脆弱的俄裔少數族群，持續需要潛在援助：這一切都是為了讓烏克蘭分裂、危機四伏，並給在俄羅斯勢力範圍內可能想要尋求民主或自治的人一個教訓。
在新冷戰中，緊張的局勢和衝突的驅動因素，並非全都來自中國和俄羅斯。西方的自由派譴責威權主義者普遍侵害人權，並希望對其施加額外制裁。最極端的情況是，美國也發動了破壞穩定的侵略行為，例如，布希政權在二○○三年發動「自由議程」允許入侵伊拉克海珊，這一行動使得各地的極權主義者都坐立難安。同時，跨國企業精英對於必須跟中國和俄羅斯的國有或國營企業競爭一事，擔憂到心中警鈴大作。任何形式的自由民主資本主義國家都會發現，要跟統合民族主義獨裁政權合作，相當困難。
更加複雜的因素在於，就像民主資本主義的「第一世界」與獨裁共產主義的「第二世界」之間的第一次冷戰，催生了發展中國家尋求中立立場的「第三世界」。同樣地，今天巴西、南非、印度、印尼與土耳其（儘管名義上是北約成員），也正在尋求一條獨立道路，意欲藉由此局勢獲利並遠離民主與獨裁之間的全球對峙。
我們要記得，理性利益應該也確實抵制了獨裁民族主義與民主自由主義之間的冷戰。這兩者的命運深深交纏並相互依存，是一九四六年前東西方之間從未出現的情況。歐盟依賴俄羅斯的天然氣；而俄羅斯經濟仰賴西方的科技。在第一次冷戰中，光是國防開支，估計就耗去美國約十一兆美元。第二次冷戰可能更加昂貴：根據某些指標顯示，中國仍是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且已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而孤立俄羅斯已經讓歐洲跟俄羅斯都付出極大代價。此外，若欲壓制伊朗核擴散，實有賴美、俄之間的合作。另外，地球是否能適宜人居，端視中、美在領導抑制全球暖化議題上的合作。新冷戰讓這所有的一切都處於風險中。
冷和平緩和戰略將需要高難度的妥協與堅定的防禦。對中國而言，國內的壓力無助於緩和情勢，甚至可能帶來反效果。習近平有效控制著人民與企業精英。在外交政策上，西方自由派雖承認亞投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國際經濟投資帶來正面經濟效應，但他們也揭露這些投資如何在發展中國家，如緬甸、柬埔寨、菲律賓及非洲各國內，孕育且助長獨裁的恩庇侍從主義。
在這場新的競爭中，台灣在意識形態與物質利益兩個面向上都是至為重要的關鍵。
就意識形態來說，島嶼的安全是民主自決原則的根本體現，而民主自決對民主世界來說至關重要。對中國而言，台灣是中國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的體現，是祖國尚未統一的最後一「省」。在物質利益上，台灣則對全球經濟繁榮也至關重要，台灣在高級電腦晶片上的重要角色，等同於沙烏地阿拉伯在石油戰略中的關鍵位置。這解釋了拜登總統之所以承諾保衛這座島嶼的原因。
然而，不管是意識形態與物質利益的爭戰，都沒有明確或簡單的解決方案。台灣必須加強軍事防禦能力；也必須制定軍備控制協定（正如本書中所討論）；同時，兩岸若真的同時有意想走向統一之路，也只能且必須建立在共同且和平的認知上，找到適切且雙方均可行的形式，才可能有助於緩解部分緊張局勢。
本書結論中，我解釋了這些妥協是從「冷戰」轉向我們所稱之為「冷和平」的部分努力。冷戰是一場沒有「熱」武裝敵對行動的戰爭，目的在於摧毀對方的政治獨立或領土完整。今日，我們需要的是冷和平，這是以共同生存與全球繁榮為名，擱置顛覆性轉變的緩和局勢。政治體制可能相互衝突，說服與批判論辯必須合法進行。但是，武裝代理人介入、顛覆性網路戰、針對國內政治機構與重要基礎設施的秘密行動，都應該受到禁止，並被視為非法武力。這意味著要重新確立國際法治原則，重申既有聯盟，並改善跨大西洋與跨太平洋的貿易體制，讓所有願意遵守規則的人都可以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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