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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軍武書摘》不動用武器的戰爭：資源、貿易、數據 交織全球經濟大戰略
日本東京大學教授鈴木一人所撰寫的新書《不動用武器的戰爭：資源、貿易、數據 交織全球經濟大戰略》，針對近年資源、經濟、地緣等因素如何成為「隱形武器」有諸多分析。（明白文化授權提供）
〔記者劉宇捷／台北報導〕經過兩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各國深知動用武器所帶來的巨大傷害，「不動用武器的戰爭」因而悄悄誕生，並左右著新一代的全球競爭關係。由日本東京大學教授鈴木一人所撰寫的新書《不動用武器的戰爭：資源、貿易、數據 交織全球經濟大戰略》，針對近年資源、經濟、地緣等因素如何成為「隱形武器」有諸多分析，本篇獲明白文化授權，節錄書中的序章供讀者導讀：
序章 備受矚目的「地緣經濟學」（節錄）
使世界經濟成為單一市場
在國際政治學中，有關外交、軍事、安全、經濟等議題，長期以來一直被區分為「高階政治（High Politics）」和「低階政治（Low Politics）」兩個領域。所謂「高階政治」，是指涉及軍事、外交與國家安全保障的政治事務；「低階政治」則是指涉及通商、貿易、貨幣等經濟關係的政治交涉。這兩個原本分別發展的領域，在一九七○年代的石油危機之後，被整合成「國際政治經濟學」學門。
石油危機起因於第四次以阿戰爭（贖罪日戰爭），當時阿拉伯國家對以色列友好國家實施原油出口禁令，原油價格在短短三個月內暴漲至四倍。那時，日本有約八成原油依賴從中東進口，人們開始擔心石油價格暴漲與產品供應短缺，因此發生了搶購衛生紙之類的恐慌，社會一片混亂。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僅是原油，所有商品都能在各國間自由交易，這也成為世界秩序的基礎。
特別是從一九八○年代開始加速的全球化，不僅促進貨物流通，也活化了資本的流動。生產成本較高的已開發國家，開始把生產據點轉移到生產成本較低的開發中國家，於是出現了「產業空洞化」的現象；開發中國家受惠於此，多數社會階層所得隨之提高。
為了把遍布全球的生產據點連結起來，《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轉型為世界貿易組織（WTO），進一步推動自由貿易的發展。
隨著WTO成立，各種雙邊與多邊自由貿易協定相繼締結，國際間的分工體系也就此確立，全球化供應鏈的生產模式由此展開。例如，在製造一輛汽車時，半導體來自台灣，顯示器來自中國，車體零件來自泰國，最後日本汽車製造商才真正生產出一輛汽車，這樣就成為足以降低成本和發揮強項的生產最佳化模式。
為了進一步支持這種生產最佳化模式，國際社會與各地區也構築出《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等自由貿易區，主張「在這個框架下降低或免除關稅」。跨國境貨物貿易將產生關稅，可能阻礙全球化發展，這些組織就開始推動免除關稅，朝著「使世界經濟成為單一市場」的方向邁進。
然而，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世界經濟朝向單一市場演變」，亦即作為全球化及自由貿易理念和基礎的國際秩序已開始動搖。
中國利用經濟實力施壓
隨著全球化進展，生產成本較高的已開發國家，雖然繼續生產高附加價值的產品，但是低附加價值的量產化產品，則轉向由生產成本較低的國家生產。在此趨勢中受惠的大多是開發中國家，而中國更被稱為「世界工廠」。
由於中國擁有優質勞動力，且薪資低廉，再加上經濟特區等優惠政策利多，不僅吸引眾多企業設廠，也為中國經濟成長帶來助力，讓中國搖身一變成為巨大市場。
中國在二○○一年加入WTO之後，得以完全整合現代生產系統，以「世界工廠」之姿，挾著巨大市場，在國際經濟舞台上扮演核心角色。這不僅讓日本製造業受到影響，全球製造業也都把中國當作生產據點和零組件供應地，最後還將中國變成商品主要消費市場。
隨著中國成為全球化供應鏈的一員，與世界市場的關係緊密相連，中國便開始以「經濟大國」和「軍事大國」自居，自信滿滿地在國際社會中提高聲量與話語權。以美國為首的已開發國家，原本以為把中國帶入全球市場、提高生活水準後，會讓中國了解到資本主義的優越性，進一步將政治體制改為民主制度。然而事與願違，中國享受市場經濟帶來的紅利後，始終未能自發性改變政治體制。
更有甚者，中國不僅以東亞、東南亞為中心，逐漸擴大影響力，更將勢力擴張至南海、東海，對香港也是用盡暴力手段，讓「一國兩制」形同虛設，而且還頻繁發表統一台灣的言論，企圖影響國際秩序。
中國為了藉由這些行為達到政治目的，也利用經濟實力對他國施加壓力。事情的開端，要追溯到二○一○年，中國漁船在釣魚台列島海面衝撞日本海上保安廳巡邏船。中國船長被日本逮捕後，中國對日本實施稀土出口禁令，逼迫日本政府釋放船長。由此可見，中國把自己的經濟實力拿來當作影響外交事務的手段。
直到近年也有相關實例，當澳洲主張世界衛生組織（WHO）應介入調查新冠病毒起源，中國採取禁止進口澳洲農產品和鐵礦的措施，此舉證實中國的確會利用巨大的市場規模來實行「經濟治略」（ES）。
也就是說，中國刻意將政治、外交和經濟綁在一起，利用經濟實力達成政治外交目的已成常態。從中國的行為可以看出，國際政治經濟學正面臨進一步的變化。
隨著中國成為全球化供應鏈的一員，與世界市場的關係緊密相連，中國便開始以「經濟大國」和「軍事大國」自居，自信滿滿地在國際社會中提高聲量與話語權。圖為中國青島港。（法新社/資料照）
經濟治略催生出「國際政治經濟學」
以經濟的視角重新審視「國際情勢」或「地緣政治」學科，被稱為「地緣經濟學」。許多人將中美衝突視為「新冷戰」，這是以美蘇冷戰作為前例所產生的觀點，因為美蘇冷戰時期確實是東西兩大陣營的競爭。西方具有壓倒性的強勢經濟實力，競爭主要著重在「軍事實力」和「安全保障」，但冷戰終結後沒多久，前面提到中國的經濟與軍事力量開始抬頭，當我們觀察國際政治局勢時，重點也必須放在「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另外，聯合國等組織改用經濟制裁取代軍事制裁，也讓我們在研究國際局勢時，經濟與政治兩大領域變得密不可分。
回顧第四次以阿戰爭期間禁止原油出口的措施，其實也是「將貿易當作『武器』，逼迫對手做出政治讓步」，這既是國際政治學與地緣經濟學的領域，同時在手法上也算是經濟治略的範疇。總之，「國際政治經濟學」是由經濟治略催生出來的學問。
但是，長久以來這門學問的「起源」並未受到重視，僅被視為國家之間相互依存與制度化的問題，重心主要都放在貿易或投資，沒有人深入解讀經濟治略、安全保障與國家戰略。現代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必須重新審視外交、軍事、安全保障與經濟的關係；加上「地緣經濟學」這個詞彙被廣泛使用，也引起更多人的重視，這都是因為經濟治略帶來新改變所致。
為何被稱為「不動用武器的戰爭」
美國向來以維持國際秩序為目標，過去聚焦在「民主主義」與「專制主義」兩種政治體制的對立，現則轉為塑造國際社會秩序的意識形態之戰，並以此重新定義美中關係。
國際社會將美中關係視為「新冷戰」，展開討論。但「新冷戰」與美蘇冷戰有一個關鍵性的不同，也就是美中雙方已形成深厚的相互依存關係。川普政府一再強調必須與中國「脫鉤（Decoupling）」，但是現實中，美中經濟已密不可分。
在相互對立的「高階政治」與相互依存的「低階政治」並存的矛盾中，出現了所謂的「經濟治略」。經濟治略有各種定義，一方面作為影響經濟層面的「手段」，但另一方面，則是為了實現政治「目標」，藉以強迫對手改變對外政策。但無論如何，各種定義的共通點都是「利用經濟手段，達成國家的外交戰略目的」。然而，經濟治略與軍事制裁有所不同，所達到的效果未必穩定一致。
經濟治略常被稱為「不動用武器的戰爭」，但其效果很難像戰爭一樣使對手屈服，或是強制對手改變行動。再看石油危機的例子，無論經濟實力高低，只要擁有獨占性戰略物資，讓他國高度依賴，即使是發展中國家也能利用經濟治略當作戰略手段。第二章會提到中東的原油（資源、能源），以及第三章所討論的半導體，皆是代表性例子。
再者，為了打擊敵國而採取經濟治略措施，也可能波及盟國，甚至對盟國的經濟或私人企業造成傷害。第三章將以半導體為例詳細說明，美國的經濟治略和對中國的相關限制，都因半導體受到關注。由於經濟治略並非戰爭的替代品，只能在特定環境與條件下被當作戰略性手段，它的有效性、限制、必要因素、能夠作為戰略使用的條件，都必須經過謹慎評估。
日本即使在二○○○年代前半對中關係處於緊張的時期，國內仍普遍存在「政冷經熱」 的觀點， 也就是「即使雙方在政治外交上有摩擦， 經濟上仍應加強合作」。當時這種想法不僅存在於經濟界，在政界亦屬主流。這樣的想法也不限於日本，國際社會普遍認為「即使有政治爭議，全球經濟仍應走向一體化」，並試圖將中國、俄羅斯等政治體制與價值觀截然不同的國家納入其中。
但隨著國際局勢變化，以及二○二○年新冠病毒在全世界大流行，日本政府認知到重新審視供應鏈的必要性。從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觀點來看，至今一直分開討論的政治、外交和經濟，已經密不可分；過去日中關係採取「政冷經熱」的做法，反而不恰當，特別是中國擁有強大經濟實力之後，便利用經濟作為戰略手段，與政治外交緊密掛鉤。
日本必須做好因應對方戰略的準備。於是，「經濟安全保障」的討論逐漸浮上檯面。「經濟安全保障」措施並不單僅針對中國，任何國家若欲透過經濟手段達成政治目標的經濟治略，日本都必須思考如何因應與對抗，這正是「經濟安全保障」的核心所在。即使國際社會已邁向全球化，也不應該將其視為單一市場；在確保國家安全的前提下，若有必要，必須切斷與部分國家的合作，這才是「經濟安全保障」的本質。
當然，對日本來說，中國仍是最大的貿易夥伴；對於與中國對立日益加深的美國而言，情況也差不多，幾乎不可能實現完全脫鉤。在這種現實背景下，如何同時抑制對方影響力，又能維持順暢的經濟活動，這種矛盾與拉鋸就需要適度調整與管理，而這正是「經濟安全保障」所追求的核心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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