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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軍武書摘》與中國共舞：美中關係五十年
自1970年代美中開始交流接觸以來，以逾半世紀。在這50年間，美中關係是如何從開放交流，演變成對立衝突？而中國崛起，是挑戰、是威脅，還是轉機？（釀出版/秀威資訊授權提供）
（本文摘錄自釀出版新書《與中國共舞：美中關係五十年》，由秀威資訊授權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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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雙方最初是為了打擊蘇聯政權而攜手（在本書馮稼時所撰之章節詳述），後來也合作反恐。在整個交流時期，儘管多次出現危機及溝通中斷的情況，然而在整個交流時期，對話是一切的前提。就對話者而言，這種關係不斷擴大和深化，從以「最高」領導人為中心的互動與對話模式，如尼克森（和季辛吉）與毛澤東（和周恩來）之間的互動，發展到從卡特總統與鄧小平時代逐步擴大至社會對社會的互動與對話，正如布洛克在第八章所述。美中交流的核心，在於促成兩個社會在各個層面愈來愈頻密的對話與互動。
交流背後的基本思考邏輯是，若雙方能鞏固相互理解，雙方社會及其經濟、民間社會團體與官僚機構若能更加緊密交織在一起，美中關係便會更加穩定，更富有成效，也更易於管控。美中關係好比初到小人國被用繩索綑住的格列佛，繩索綑得愈多愈牢，帶來的系統性破壞就會愈多愈嚴重。儘管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兩國互動時的限制一直比美國更多，這種經濟、教育與文化交流，仍大幅地擴展到兩國間參與交流的部門、個人、機構與政府單位，正如本書相關章節所述一般。自然地，我們社會內部與社會之間的參與者愈多，複雜性及衝突點就愈多，但「交流愈多穩定性愈高」是整體時代的假設。
儘管危機及嚴重事件屢屢發生（如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一九九五年與一九九六年的臺海危機、一九九九年貝爾格勒的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誤炸事件，以及二○○一年南海的美中軍機擦撞事件），而且就戰略而言中美雙方互不信任，但它們並未將對方定義為最嚴重的國安問題。在一九九○至二○○○年代，儘管美中交流之基礎不如以往穩固，但北韓核計畫與全球反恐戰爭等事件，仍為有限的美中安全合作提供了機會。正如馮稼時對筆者的評論中所說，這些事態發展，讓北京與華府可以「假裝」彼此的戰略關係與交流比實際情況更「健康」。同樣重要的是，在整個千禧年期間，從九一一事件、阿富汗戰爭到伊拉克戰爭，華府的關注焦點一直在東亞以外的地區。
漸漸地，由於愈來愈多事件發生，加上解放軍實力日益提昇，中美雙方在安全方面的策略都變得愈發保守。當美軍深陷中亞與中東問題的泥沼時，北京察覺到美國衰落的跡象，甚至已達日薄西山的程度。二○○八至二○○九年的全球金融危機，鑑於中國當時有能力有效刺激國內成長並良好應對全球貿易與金融風暴，讓北京認定美國的實力已大幅衰退。不過，北京也擔心華府可能會因中國實力增強而變得更加挑釁好戰，因此中國與日俱增的自信心隨之逐漸踩了煞車。
但就美國而言，華府僅能眼見中國的軍事、經濟與實力急速成長而乾著急。如諾頓在第七章所言，「大多數經濟學家（包括我自己）無法預見中國崛起為經濟超級大國後，所帶來的巨幅變動」，也無法預見其變動速度之快。愈來愈多證據顯示，北京有意非法取得智慧財產權，並在美國競爭優勢最大的中國市場排擠美國。為達上述目的，中國利用其龐大的國內市場誘引外國企業，以獲取必要的技術轉讓。
但撇開弦外之音不談，在整個交流時代，兩國公開宣布的政策與整體戰略，都強調消除疑慮而非威懾遏制（reassurance rather than deterrence），並且著重於透過雙邊關係實現國內經濟目標。事實上，二○○一年美國遭受恐怖襲擊，一時間推進了美中安全關係合作，如李侃如與董雲裳合著章節以及傅立民撰寫章節所描述。甚至在二十一世紀首個十年末尾，全球金融危機也突顯了華府與北京在各自的宏觀經濟政策方面合作以維持全球經濟成長與金融穩定的重要性。
儘管美中之間長期存在諸如商品貿易逆差擴大、匯率、市場進入、非關稅壁壘、技術轉移與智慧財產盜竊等問題，但雙方都認為擴大雙邊經濟關係對兩國關係具有重要的正面影響及穩定作用。在這一時期，透過經濟相互依存建立安全與繁榮是主流想法。在交流期間，企業界看到的是業務問題，而非戰略衝突。事實上，商界普遍支持與北京的正常貿易關係，也支持中國在二○○一年加入世貿組織。
前美國總統歐巴馬（右）與前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左）於2011年會晤。（路透社）
在歐巴馬與胡錦濤政府末期，各方對交流時代的意見都愈來愈多──例如北京在南海強勢推進，以及華府的「重返亞洲」（後來稱為「再平衡」）──而川普與習近平時代的到來，使兩國關係發生了巨大變化，政治強人之間的互動成為雙邊關係的顯著特徵，且兩位領袖的作風都與前任背道而馳，著實令人不安。新時代的高階領導人更具主導地位，他們較少仰賴各自政府機關與專家學者所提出的技術官僚政策而行動。事實證明，川普與習近平都決心在國內與國際經濟事務中介入更多，與其前任相比，他們較不信任市場或專家的智慧。
雙邊關係多方面惡化，政府間、部會間既有廣泛而定期的對話，以及活躍而相對無拘束的非政府組織對話，都已大幅減少。雙邊非政府組織互動在頻率、規模與重要性方面都明顯下降，反映出北京二○一七年一月頒布《外國非政府組織法》所帶來的影響。正如戴博與毛雪峰在各自章節（第十章與第四章）所述，雙方的學生、學者、智庫研究人員不易取得簽證，學術與教育關係之纖維已經磨損。
到二○一九年年中，往來於美中兩國的學者與商界人士憂慮日增，擔心旅行簽證是否能獲准核發，也擔心在兩國之間移動時會遭遇各種刁難（例如在邊境卡關）。而私部門間的對話內容空洞，迴避了最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雙方都在追蹤彼此的間諜，並且都試圖透過金流來追蹤對方的「影響力作戰」（influence operations）。
威懾力量與軍備競賽已經壓倒了透過軍方交流與對話試圖消除的疑慮，其中一個跡象便是使用「侵略」（aggression）一詞來描述中國的行為，而非使用「強硬的對外政策」（assertive foreign policy）之類較為溫和的措詞。在美中兩國治國方略中，強制手段占據了主導地位，而外交與文化交流方面則退居二線。
美國國防部的政策是很好的例子：對某些繼續接受中國資金建設孔子學院的學校，削減國防部的資助，而某些國會議員也響應（實際上是鼓動）這一號召。二○一九年九月，美國科技政策辦公室（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表示需要「聯邦政府、研究機構、私營公司、非營利組織與執法單位攜手合作，在與日俱增的威脅下，確保美國研究事業的完整與安全」。在中國，外國學者取得檔案與田野調查機會的管道正在不斷減少，而商業與金融關係現在成為威脅雙邊關係的爭議焦點（請參閱艾倫所撰寫之章節）。華府與北京針鋒相對地對彼此的出口商品上徵收報復性關稅，使互惠互利的概念名譽掃地，世界兩大經濟體之間龐大的經濟與商業關係正遭受來自政治的砲火，華府追求「脫鉤」，而北京則追求「自力更生」（self-reliance）。
隨著美中關係進入二○一九下半年，中國對香港的權力行使（愈發嚴厲的聲明與過當的港警執法）以及對新疆的行動〔「再教育」營（"reeducation" camps）〕，成為主要的爭議焦點，對臺灣的壓力也增加了，中國甚至試圖影響二○二○年的臺灣總統大選（但未成功）。面對香港數月的動盪及中國對香港自治運動的更多限制，在二○一九年十一月，美國國會通過並由川普總統簽訂《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北京並未讓步，反而在次年年初逮捕許多年長一輩的香港民主推動者，並實施了一項可對外國人執法的《國安法》，該法條適用於在香港及中國境外活動的外國人士。在二○二○年八月，華府派出自一九七九年以來最高級別的官員──衛生及公共服務部部長（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Secretary）亞歷克斯‧阿札爾（Alex Azar, 1967-）訪問臺灣，激怒了北京。
北京與華府現在都將對方定義為主要的外部安全挑戰。川普總統以「國家安全」為由將中國從關鍵供應鏈中驅逐出去（例如華為；雖也嘗試針對中興通訊但最終失敗，換來的是中國的以牙還牙）。中國實際上也已經將美國最具競爭力的網路公司（例如Google及Facebook）排除在其龐大的國內市場之外，但同類型的中國公司卻在美國及全球地區獲致成功。習主席使用毛澤東的「自力更生」法寶，以應對對美依賴的焦慮，無論是在糧食還是關鍵技術方面。
二○一八年九月，《中國日報》刊登了一張習近平與一群農民工的合照，讓人想起文革期間毛主席與農民的著名場景。這張照片的說明寫道：「因中國在國際上面臨單邊主義抬頭及貿易保護主義上升，習主席強調自力更生的重要性──糧食要靠自己，實體經濟要靠自己，製造業要靠自己。」華府與北京正在相互較勁，雙方都採取更為嚴格安全、重商主義及進口替代的政策，同時因各自對間諜活動與推翻政權的恐懼而限制了知識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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